刘红卫专栏：赞张伯礼院士：以睿智之见为药食同源产业破局领航

      当浙江某月子中心因一碗添加党参的鸡汤遭遇行政处罚（2022年5月25日），而千里之外的甘肃、山西等地却已试点将党参纳入食品原料目录，该事件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2023年11月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终于将党参等9种物质纳入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这种政策断层折射出的不仅是区域管理的矛盾，更是我国药食同源产业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制度性困境。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工程院张伯礼院士以战略科学家的视野，多次呼吁放宽药食同源品种限制，主张以“负面清单管理+动态调整机制”激活产业生态，其观点既立足中医药数千年实践智慧，又紧扣现代健康产业发展规律，为破解产业困局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作为长期关注药食同源领域的中药人，深觉院士之议切中要害、高屋建瓴，实乃推动中医药食疗文化复兴与大健康产业升级的破题之论。

一、药食同源产业的现实困境：

政策滞后与产业创新的双重枷锁

目录更新迟滞：千年智慧遭遇现代管理的“时间差”

我国现行药食同源目录的更新机制已严重滞后于产业发展需求。从1987年原卫生部首次发布药食两用名单至今，三十余年间目录扩容步伐缓慢，目前仅有106种，与中医药宝库中记载的数千种药食两用资源形成巨大反差。以党参为例，其作为药食两用资源的历史可追溯至《本草从新》，现代研究亦证实其含有的党参多糖、氨基酸等成分具有明确的免疫调节作用，但因未被纳入国家层面药食同源目录，导致浙江企业因合规性问题受罚，而甘肃等地只能通过区域性试点“曲线救国”。这种政策滞后性使得大量经长期实践验证的药食资源被束之高阁，如人参、玉竹等兼具药用价值与食疗潜力的食材，至今仍被严格限制在食品原料之外，造成资源浪费与产业发展的双重损失。

更值得关注的是，目录更新缺乏科学的动态调整机制。日本厚生劳动省对“特定保健用食品”（FOSHU）的审批每年更新，美国FDA对膳食补充剂原料的管理则依托《膳食补充剂健康与教育法》（DSHEA）建立风险评估机制，而我国药食同源目录的调整仍依赖行政主导的“运动式”更新，未能形成基于安全性评估、传统使用历史、现代科研数据的常态化扩容机制。这种管理模式导致企业在产品研发中面临巨大的政策不确定性，某知名中医药企业负责人曾坦言：“开发一款药食同源产品，最怕的不是技术难关，而是不知道三年后政策是否允许生产。”

监管模式保守：区域政策碎片化与合规成本高企

       现行管理模式的保守性突出表现为“一刀切”监管与区域政策的矛盾。一方面，国家层面目录之外的物质严禁用于食品生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推动产业发展不得不开展区域性试点，形成“中央严、地方活”的割裂局面。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有10余个省份开展了地方性药食同源试点，如安徽将霍山石斛、贵州将金钗石斛纳入食品原料，但这种区域性突破不仅导致企业跨区域经营时面临合规风险，更造成市场秩序混乱。某全国性餐饮连锁企业负责人透露，其旗下门店因在不同省份使用同一配方的药膳汤品，曾在三个月内收到三份不同地区的整改通知，整改成本高达数百万元。

      这种监管困境本质上是传统“正面清单”管理模式与产业创新需求的冲突。正面清单模式要求管理部门预先明确所有可使用的品种，这在物质种类有限的农业社会尚能适用，但在现代科技赋能、市场需求多元的背景下，其局限性日益凸显。以药食同源保健食品为例，欧美企业可基于“一般认为安全”（GRAS）原则开发新产品，而我国企业则必须严格遵循目录范围，导致市场上90%的产品集中在枸杞、红枣等传统品类，创新空间被严重压缩。

产业发展失衡：文化自信缺失与科研投入不足的双重短板

在政策束缚之外，产业自身的结构性问题同样不容忽视。药食同源作为中医药“治未病”理念的物质载体，本应承载文化传播与健康服务的双重功能，但现实中却陷入“文化自卑”的怪圈。某调研显示，62%的消费者认为药食同源产品“功效不明确”，这种认知偏差很大程度上源于产业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挖掘不足。反观日本“汉方食疗”产业，通过将《伤寒论》经方转化为现代健康食品，年销售额突破2000亿日元，而我国同类产品却因缺乏文化叙事，只能在低端市场打价格战。

科研投入的巨大差距更使产业发展后继乏力。我国药食同源保健食品年研发投入约25亿元，仅为欧美同类企业的1/3，这种投入强度导致基础研究薄弱：多数企业停留在“原料简单复配”阶段，缺乏对有效成分、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安全性评估体系不完善，部分产品因毒理学数据缺失难以获得国际认可；质量控制标准落后，如人参皂苷含量检测，我国标准仅为韩国的1/5。科研短板直接导致产品同质化严重，市场上减肥类、增强免疫力类药食同源产品占比超过70%，而针对慢性病预防、精准营养等前沿领域的产品寥寥无几。

二、院士建议的战略价值：

从制度创新到产业重构的系统思维

负面清单管理：以“法无禁止即可为”激活产业创新生态

院士提出的“建立负面清单”建议，堪称药食同源管理模式的革命性突破。这一思路借鉴了我国自贸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将管理逻辑从“审批许可”转向“风险管控”，核心在于明确禁止用于药食同源的品种（如马兜铃酸类药材、剧毒生物碱类植物等），其余物质只要符合安全性要求即可依法使用。这种模式至少带来三重变革：一是大幅降低企业合规成本，据测算，若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企业新产品备案周期可从平均18个月缩短至3个月，合规成本降低60%以上；二是释放资源潜力，预计可使药食同源可用物质从目前的106种扩展至500种以上，为产业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三是倒逼管理升级，促使监管部门从“事前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监管”，通过建立食品安全风险预警平台，实现科学精准监管。

甘肃、山西等地的党参试点已初步验证了这一模式的可行性。自2021年试点以来，两地党参食品产业规模年均增长35%，带动农户增收2.3亿元，且未发生一起食品安全事件。正如张伯礼院士所言：“数千年来的民间食用历史，本身就是最好的安全性证明，现代管理应做的是为传统智慧松绑，而非设置障碍。”

科研双轮驱动：让“千年经验”与“现代科技”同频共振

针对科研投入不足的痛点，院士提出的“强化科研支持”建议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这一建议包含三层内涵：在投入机制上，建议设立药食同源专项科研基金，将年研发投入占比从目前的1.2%提升至3%以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研究路径上，倡导“传统经验挖掘+现代科学验证”的双轨模式，如对黄芪“补气”功效，既梳理《本草纲目》等古籍记载的使用经验，又运用代谢组学、肠道微生态等技术揭示其作用机制；在成果转化上，建议建立“原料-产品-标准”一体化转化链条，如基于铁皮石斛多糖的免疫调节机制，开发精准靶向的功能性食品，并同步制定多糖含量、生物利用度等关键指标的行业标准。

这种科研思路已在部分优势品种上取得突破。以灵芝为例，中国中医科学院团队通过系统研究，不仅证实了灵芝三萜的抗肿瘤活性，更建立了“指纹图谱+活性成分”的质量控制体系，使我国灵芝保健食品出口量连续五年增长20%以上。院士强调：“药食同源的现代化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用科学语言讲好中药故事，让老祖宗的智慧在现代科技中焕发新生。”

法规体系重构：构建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监管框架

完善法规体系是产业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院士的这一建议直指当前监管体系的核心矛盾。具体而言，需在三个层面推进改革：在法律层面，建议修订《食品安全法》，增加“药食同源产品”专章，明确其法律定位与管理原则；在标准层面，制定《药食同源物质使用规范》，对原料安全性评估、用量标准、功能声称等作出科学规定，改变目前“食品标准管中药”的尴尬局面；在监管层面，建立“分级分类”管理机制，对传统食用历史悠久的物质实行备案制，对新开发物质实行风险评估制，实现监管资源的优化配置。

值得注意的是，院士特别强调法规建设要“符合国情”。对比日本FOSHU的严格审批制和美国DSHEA的宽松备案制，我国应立足中医药“治未病”的整体观，建立“安全底线+功效引导”的监管模式。如对具有明确传统食用历史的物质，可豁免部分毒理学试验，但必须提供不少于30年的人群食用安全性数据；对声称特定健康功能的产品，可采用“传统经验证据+现代科研证据”的双重证明体系，既降低企业负担，又保障消费安全。

国际接轨战略：让中医药食疗文化走向世界舞台 

在全球化背景下，院士提出的“促进国际接轨”建议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这一建议包含双向接轨：一方面，借鉴国际先进管理经验，如学习日本FOSHU的功能声称审批制度、美国DSHEA的原料安全责任制度，完善我国药食同源产品的出口合规体系；另一方面，推动中医药食疗标准国际化，如将“药食同源”概念纳入ISO国际标准体系，制定中药材GAP、中药提取物等国际标准，提升我国在健康产品领域的规则制定权。

实践表明，国际接轨已成为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某中药企业通过对标欧盟健康声称标准，对其枸杞产品进行深度研发，最终获得“有助于维持正常免疫力”的功能声称认证，产品在欧洲市场售价提升3倍，年销售额突破1亿欧元。张伯礼院士指出：“在大健康产业竞争中，标准就是话语权。我们既要‘引进来’学习国际规则，更要‘走出去’输出中国方案，让药食同源成为中医药国际化的先锋军。”

三、呼吁放宽限制：以政策突破激活

药食同源产业的健康价值

释放资源红利：为大健康产业提供物质基础

      放宽药食同源品种限制，首先意味着对中医药资源宝库的深度开发。我国拥有1.2万余种药用植物，其中相当一部分具有药食两用潜力，如刺梨富含维生素C，绞股蓝含有与人参相似的皂苷成分，葛根素具有明确的解酒保肝作用。据测算，若将可用药食同源物质扩展至500种，可形成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带动中药材种植、食品加工、健康服务等全产业链发展。以黄精为例，其在《本草纲目》中被列为“久服轻身延年”的上品，现代研究显示其多糖成分具有良好的抗疲劳功效，若放开使用限制，仅黄精系列产品就可形成年销售额超500亿元的市场。

     更重要的是，资源的释放将推动大健康产业的供给侧改革。当前我国健康产品市场存在严重的供需错配：一方面，消费者对个性化、功能性健康食品的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市场上产品同质化严重。放宽品种限制后，企业可根据不同人群需求开发精准化产品，如针对“亚健康”人群的灵芝孢子粉饮品、针对中老年群体的杜仲骨碎补保健食品、针对女性群体的玫瑰花阿胶膏等，实现从“广谱保健”向“精准养生”的转变。

传承文化基因：重塑中医药食疗的文化自信

药食同源的放宽不仅是产业政策调整，更是文化自信的彰显。在“饮食养生”已成为全球健康潮流的今天，中医药食疗文化蕴含的“整体观”“辨证施膳”理念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从“医食同源”的理论基础，到“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的膳食原则，再到“冬吃萝卜夏吃姜”的时令智慧，药食同源文化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宽品种限制，本质上是对传统智慧的再认识、再发掘，让这些历经千年检验的养生经验重新融入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文化自信的重塑将带来产业价值的提升。日本“和食”产业的崛起颇具启示：通过将传统饮食文化与现代健康理念结合，和食产品不仅成为国家文化符号，更创造了巨大经济价值。我国若能将药食同源产品与中医药文化体验、食疗养生服务相结合，完全可以打造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食疗”品牌。如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药食同源文化产业园”，将药膳制作、中医问诊、药材种植体验等融合发展，既传播文化又创造经济价值，实现“以文促产、以产兴文”的良性循环。

服务健康中国：构建“治未病”的食疗防线

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背景下，放宽药食同源限制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当前我国慢性病发病率持续走高，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已超过3亿，医疗负担沉重。药食同源产品以“寓医于食”的特点，在慢性病预防和康复中具有独特优势。研究表明，规律性食用药食同源食材可使慢性病发病风险降低20-30%，如长期饮用荷叶茶有助于控制血脂，食用山药有助于改善血糖调节。

若能将药食同源纳入国家慢性病防控体系，可构建起一道“食疗防线”。建议在社区健康服务中心设立“食疗指导门诊”，由中医师根据居民体质开具“食疗处方”；在中小学推广“药食同源营养餐”，将山药、薏米等食材融入学生膳食，从小培养健康饮食习惯；在养老机构开展“食疗养生工程”，针对老年人常见疾病提供个性化食疗方案。这种“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模式，不仅能提高国民健康水平，更能从根本上降低医疗支出，实现健康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培育新增长极：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药食同源产业的发展将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从产业关联度看，其上游连接中药材种植，可带动乡村振兴，据测算每种药食同源大宗药材可带动10万以上农户增收；中游带动食品加工、生物提取等产业升级，推动传统制造业向大健康产业转型；下游拉动健康服务、文化旅游等新业态发展，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某省的实践显示，自开展药食同源试点以来，当地大健康产业年均增速达18%，高于GDP增速8个百分点，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药食同源产业更肩负着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使命。一方面，通过扩大内需，满足国内消费者对高品质健康食品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国际接轨，推动药食同源产品出口，参与全球健康产业竞争。据预测，若政策到位，未来5-10年我国药食同源产品出口额有望从目前的50亿美元增长至200亿美元，在国际健康食品市场占据更大份额。

四、结语：以院士之智启产业新篇，

让药食同源护佑国民健康 

从神农尝百草的远古传说，到《黄帝内经》“五谷为养”的理论升华，药食同源理念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健康智慧。在健康需求升级、产业变革加速的今天，张伯礼院士关于放宽药食同源品种限制的呼吁，不仅是对产业发展的现实考量，更是对中医药文化传承的历史担当。当负面清单取代正面清单，当科研创新融合传统经验，当法规体系兼顾安全与发展，药食同源产业必将迎来从“政策束缚”到“活力迸发”的历史性转变。

我们期待，国家能以更大的改革勇气推进药食同源管理模式创新，将张伯礼院士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政策实践：让灵芝、天麻、石斛、党参、黄精等本草食材走进寻常百姓餐桌，让“食疗养生”成为国民健康生活方式，让中医药食疗文化成为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的健康方案。这既是对院士建言的最好回应，也是对“健康中国”战略的有力践行！因为唯有让古老的药食同源智慧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生，才能真正为国民健康保驾护航，为中医药振兴开辟新途，为大健康产业发展注入不竭动力。张伯礼院士以科学家的敏锐洞察产业之困，以战略家的视野谋划破局之道，此等担当与智慧，业界当为点赞、时代必将铭记！

作者介绍

刘红卫  现年70岁，中共党员、退休干部。

中药材信息的先驱者、天地网核心创始人，全国中药材资源、市场信息、种植加工、仓储物流资深专家。

曾任河南省三门峡药材站经理、书记，成都天地网党支部书记、专家委员会主任，首届全国中药材物流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中药协会中药追溯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从事中药材工作40余年，足迹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考察过200余种药材道地产地。几十年来先后在全国中医药杂志、报刊、网刊、网络上发表过近400万字的专业文稿。

刘红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药材仓库技术规范》《中药材仓储管理规范》《中药材产地加工技术规范》《中药材包装技术规范》四部行业标准的起草人之一，商务部《全国中药材物流基地规划》的主要起草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中药材产业发展指南》《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野生抚育、仿野生栽培》起草人之一，《中药材信息监测与技术服务手册》《中药材流通行业人才培训教材》《200种中药材商品电子交易规格等级标准流》的主要编委之一。

现社会兼职：

跑合网特聘顾问，

中康云瓴中药产业大数据中心智库首席专家，

中药材种植养殖专委员会资深专家、专家组副主任，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特邀讲师，

中国中药协会中药生态农业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中药协会中药区划与生产统计专业委员会常委。

来源：跑合资讯

编辑：金文婕

审核：王仕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