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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情感转向是“高分低能”的解药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刘坚做过一张“教育发展生态图”,试着从数学的角度讨论教育问题。他发现,在知识、技能、认真、勤奋、刻苦、踏实、谨慎等基本特征方面,中国学生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实践能力、创造性、好奇心、兴趣爱好等方面,却有一定结构性的缺失。

    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九届年会上,刘坚分享了这一观点。他表示,一些学生缺乏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问题值得关注。这个问题背后指向教育领域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高分低能”;而解决这个问题的“药方”,也指向另一个关键词:“教育的情感转向”。

    在国际教育领域,社会与情感能力是一个热点,不少教育专家认为,该能力是21世纪的关键技能,教育学正在经历由“认知”向“情感”的转向;在国内,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人也认识到,单纯的知识学习是远远不够的,提升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形成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心智和积极情感,有利于学生的教育福祉和心理健康。

    如何促进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的家校共育、整校推进?如何通过系统设计,在“五育”发展的过程中使社会与情感能力得到培育与提升?这些问题引发三十人论坛上专家学者的深入探讨。

    应试教育致部分学生情感扭曲

    当前,一些学生在情感上出现了危机问题。“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对情感重视不够?”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项贤明认为恰恰不是。

    在他看来,真正的原因主要还是应试教育对学生情感的扭曲,导致人的情感发展出现很多危机。

    项贤明谈到,通过科学控制的教育,很有可能培养出像演员表演一样的情感——这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情感。情感转向不能是脱离生活的情感,教育不能去训练孩子的虚情假意。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袁振国谈到,社会与情感能力是一个学名,通俗地讲,就是情商——在特定的环境下,对特定环境的认知,实现自己需要的调控能力。

    袁振国表示,工作以后,人的智商、知识、能力或许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更重要的是人和人相处的能力。情商的重要性在生活和工作中,可能比智商、知识更重要。

    “通常来说,人的智商平均水平是100到110之间,高的可达120,低的会到80,即使有障碍的人,也有八九十。但是人的社会情感能力却可能出现负数,比如人处于一种消极的状态下,在暴躁的社会情感下,可能会对社会做出一些不负责任的行为。”袁振国说,随着社会活动的变化越来越多样,不确定性越来越高,社会情感的能力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为什么存在“高分低能”?袁振国称,发展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方面,就是要从“认知能力”转向“情感能力”的拓展。当前更多强调“认知”这部分,而对于“情感”部分的认知才刚刚开始。

    经合组织(OECD)教育与技能司创新和测量发展部主任蒂亚·卢科拉介绍了对于社会与情感能力的研究:社会与情感能力和学生的学业成功、福祉密切相关。好的师生关系也与更高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密不可分。

    她还分享了一项调查结果,有创造力和好奇心的学生,在其他的社会与情感能力上也更强。

    香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程介明认为,学习是人的天性,教育却不是,教育是人类为人类设计的学习系统。他谈到,现在世界变了,社会变了,经济生产变了,生产的形态变了。以前是一条直路,拿到教育学历,就前途无限。现在像攀岩一样,每一步都需要思考。

    “这对个人的要求也不一样,就需要我们学会共处,也要学会自处。”程介明说。

    一场颠覆性的变革正在到来

    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李镇西表示,长期以来,一些学校教育过于注重书本知识传授,忽视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造成一些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不足,导致了一些消极的社会现象。

    “不过,‘双减’实施以来,我国教育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背景下,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升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李镇西说。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主任黄忠敬介绍,从国际视角来看,社会与情感能力的转向经历了三次。第一次转向是从认知到情感的转向,也就是从智商到情商的转向;第二次转向是从心理到教育的转向,从心理学领域转到了教育学领域;第三次转向是从国家到国际的转向。从国际层面来看,尤其是发达国家,把社会与情感能力作为一个政策的优先发展领域。

    “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崛起,意味着教育领域一场具有颠覆性的变革正在到来。”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杨东平说,“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指“可以接受的”标准,主要体现在办学条件上,今天需要发展人的社会与情感能力,教育需要增进幸福感的作用。

    李镇西也认为,在社会各界日益重视培养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同时,提高教师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刻不容缓,且应被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事实上,教师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强大的作用。不少实证研究显示,自身的社会与情感能力较高的教师,往往具有健康的精神状态和更为有效的教学,更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李镇西看来,学校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也是培养社会与情感能力的主要场所之一。学校如何实践社会与情感学习,怎样为孩子创建一个安全、快乐、包容并具有参与性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如何培养孩子积极地认识自我,建立与自己、他人的关系,如何通过构建心理安全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成长,都是需要进一步回答的。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文东茅认为,教育学正在经历从认知到情感的转向的,提升师生幸福感既是实现这种转向的途径,也是这一转向的最终目的。

    “幸福不仅来自需求满足的愉悦感,更源自真爱、奉献、尽责、成长等带来的价值感、意义感。促进师生不断向上向善、共同成长是幸福教育的真谛。”文东茅说。

    教育的情感转向究竟如何转

    社会与情感能力如何测量?袁振国表示,现在对认知能力的测量有成套的试卷,而且使用得非常成熟。情感能力如何测量、用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进行统计和分析,这些研究和实践才刚刚开始。

    他还提到教育情感转向的重要一环:家庭教育。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认为,社会与情感能力是在关系中构建和发展的,好的关系胜过许多教育。但当今教育面对“三独”:独生子女、身为独生子女的教师和同样是独生子女的父母。很多家长最关注的是孩子的学习情况,一些孩子的情感问题却在冷漠、疏远、缺乏交流的环境中被掩盖。

    如何帮助家长提升对“社会与情感学习”的认识,家长在与子女共情上具体要怎么做,怎样营造重视家庭培养社会与情感能力的社会氛围,在不少专家看来至关重要。

    刘坚曾经做过一个有关我国教育创新环境评估的研究。结果显示,2022年我国教育创新环境指数总体与2021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其中政策环境改善相对明显,社会环境有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氛围、成果交流是推进教育创新的关键短板,教育创新的社区支持与共同体建设维度下降幅度最大,围绕教育创新的评估问责政策有待加强。

    “当学校教育已经占去学生的主要学习时间,那么学生们势必要牺牲家庭生活、社区生活,甚至牺牲睡眠时间,去为100分而努力,为第一名而努力。这时候我们去谈社会实践、社会生活和家庭教育,似乎意义不大了。”刘坚说。

    王旭明认为,教育的情感转向应该是在技术突破前提下的坚守,坚守基础上的转向。

    他表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必须科学理性地认识目前教育信息技术面临的情感困境。教育情感转向的条件与时机,一定是人工智能技术或元宇宙的理念成熟,能够从技术上为教育情感性带来保障,为个性化学习提供技术支撑。只有到那个时候,教育的情感性才有可能存在转向或根本转向。

    “信息化时代当好人,而不是当好机器人。”王旭明说。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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