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春水”和“八千里路”的启示

      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八千里路云和月》，聚焦抗战中的风云儿女和命运浮沉，既延续了上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洞察社会的传统，又融合了对战争及人性的深刻反思，因其人文关怀和艺术成就，至今仍被视作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的代表。

　　两部影片时空跨度宏大。时间上，记录了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到抗战胜利后的过程，中间还穿插了真实的战争纪录片；空间上，再现了从前线到后方的全方位。《一江春水向东流》是普通平民视角的横轴，顺着逃难人群的溯江而上，走过上海、武汉和重庆三座城市；《八千里路云和月》取知识分子视角的纵轴，跟随战地服务剧团转战南北，走过苏州、徐州等重要战场，交汇点是上海。

　　《一江春水向东流》勾勒了工人、农民、商人等各个阶层“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挣扎，尤其对沦陷地区生民的苦难有深刻描摹。《八千里路云和月》表现了演剧队鼓励军民合力抗日和农民要求抗日的愿望，又表现了国民党军一路抵抗却节节败退的事实。两部片子的结尾都振聋发聩。《一江春水向东流》借吴茵扮演的母亲，发出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啊”的质问。同样，《八千里路云和月》也未给出明确答案，而是让观众直面“如何重建理想”的叩问。

　　《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八千里路云和月》对人物的刻画和描摹，体现为电影作为显微镜对社会的细微剖析。两部电影都试图以一对夫妻串联起一寸山河一寸血。两者在叙事上都呈现出浅近直白的美学特征，和中国传统戏曲讲故事的方式一脉相承，隐含了中国家庭伦理片的叙事范式。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好莱坞电影登陆上海，中西文化剧烈交锋，新旧时代风云激荡，那一代中国电影人没有被动接招，全盘西化，而是根植本土，兼收并蓄，创造出了极具民族特色的电影美学。《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八千里路云和月》从编导演三个方面，都呈现了电影语言的娴熟，留下了不少经典桥段，至今令人反复回味。

　　电影蕴含的古典韵味贯穿始终。两部电影犹如一对“双生花”，片名各取自古代诗词的千古名篇，前者借鉴中国传统戏曲的悲情叙事，偏向婉约；后者接近苏联蒙太奇学派，偏向豪放。两部影片分别代表了蔡楚生和史东山的导演风格，恰如左翼电影的“一体两面”：既要有《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泪”唤醒民众，也要有《八千里路云和月》中的“路”来指明前行方向。

　　电影运用了有深厚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传统意象。《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几度出现的“望月”和“逝水”令人叫绝。寄月抒怀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情感表达，一轮明月同时传递了爱恋、相思和乡愁等复杂情感。片中，每一次阴晴圆缺都暗示张忠良和素芬的情感起伏和关系变化。同样，长江在片中既表现人物空间变迁，又是主角的心理轨迹，更代表了时间的流逝。

　　演员的表演既扎根于现实土壤，又赋予角色超越性的诗意。《八千里路云和月》中最动人的一刻是男主人公冲出阁楼，站在弄堂的屋顶，对着月光拉响小提琴。通过音乐，将束缚转化为自由的渴望，将苦难转化为对希望的咏叹。

　　《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八千里路云和月》通过银幕向世人昭示了在那个年代全民抗战不仅是民族救亡，亦有文化启蒙的意义。中国文化要擅于吸取外来文化优秀成分，与本民族的语言形式、文化习惯结合起来，创造出反映时代需求、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这一点，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编辑：金文婕

审核：王仕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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